王啟光（1910——1992），又名王次華，東莞厚街西元村西門巷人。1935年，在東莞中學畢業(yè)后赴日本留學，在日本東京參加左翼作家聯(lián)盟。翌年3月回國，在廣州由國民大學學生張定邦介紹，參加中國青年同盟，隨后回厚街發(fā)展盟員。同年秋，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任中共東莞特別支部書記?；睾窠职l(fā)展黨組織，建立厚街黨支部，并在厚街組織世界語拉丁化新文字學習班，團結教育青年。
1937年12月，隨國民黨第九十三師到寶安第二區(qū)組織區(qū)、鄉(xiāng)抗日自衛(wèi)隊。1938年1月，以“救亡呼聲社國防前線工作隊”名義，率領10多名隊員赴寶安南頭、深圳等地開展抗日宣傳活動，任該隊隊長兼中共支部書記。同年秋，國民黨第十二集團軍第一五三師九一三團被日軍擊敗，與師部失去聯(lián)系，軍心動搖。受中共東寶邊區(qū)工委派遣，到該團開展統(tǒng)戰(zhàn)工作，爭取該團共同抗日。團長李純同意成立臨時政治部，由王啟光當主任。政治部還設立一個武裝政治大隊，后改編為東寶惠邊人民抗日游擊隊第一大隊，隨后編入由王作堯領導的第四戰(zhàn)區(qū)東江游擊指揮所第四游擊縱隊直轄第二大隊。1939年春，領導東江華僑回鄉(xiāng)服務團宣傳隊在東莞的黎村、謝崗、上橋頭、樟木頭、石馬一帶開展抗日斗爭。1940年被中共廣東省委往廣西十萬大山地區(qū)活動。
全國解放戰(zhàn)爭時期，歷任粵桂邊區(qū)人民解放軍第三支隊政治部副主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粵桂邊縱隊第三支隊政治部主任。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歷任湛江專署副專員、中共湛江市委常委兼湛江市人民政府副市長等職。是廣東省第四屆政協(xié)委員。1992年逝世。
《王啟光同志回憶——東莞特支成立前后的斗爭》
陳銑鵬整理
一九二六年我在東莞中學讀初中，二九年畢業(yè)，因家庭困難回鄉(xiāng)下當教師，后來在親戚幫助下到廣州讀書，三二年又返家鄉(xiāng)厚街當教師。一九三五年和陳健同志去日本，不到一年，三六年初假期回鄉(xiāng)。由于在日本參加了魯迅組織的左翼作家聯(lián)盟，主要研究學術，因而在廣州逗留期間，由陳健介紹，與廣州左翼組織發(fā)生關系。一九三五年廣東已建立“中青”，可以吸收更多的愛國青年參加革命活動。我三六年三月四日到廣州與這些同志聯(lián)系上，參加了“中青”。與我聯(lián)系的人是我初中的同學，讀書時叫張定幫（現(xiàn)叫張靜宇，篁村人），聯(lián)系主要是政治上的聯(lián)系。參加“中青”后我回到厚街，主要與家鄉(xiāng)青年學習世界語，看看進步書刊、雜志等。
我參加“中青”主要與廣州張定幫聯(lián)系，沒有介紹與東莞的“中青”聯(lián)系（當時，東莞“中青”的負責人是張廣業(yè)即張如），所以對東莞情況不大了解。連我的妹妹王章，參加了“中青”大家都不知道。這年八、九月，我到廣州，與張定幫聯(lián)系，張說：“根據(jù)當前形勢，'中青'解散了，在 '中青'基礎上建黨”，并介紹我入黨（當時“中青”的成員，凡年紀稍大些的，都加入了黨，我的妹妹十四、五歲， 年齡不夠，未入黨）。我很高興，辦了手續(xù)。所以廣東黨是這時恢復的，據(jù)說是七、八月間，這是聽搞專案的人說的。由于記不清具體時間，所以我計算黨齡時間是一九三六年十月。我入黨后，組織上準備派一批黨員到延安讀紅軍大學（中央紅軍到延安后辦的），我要求去，在廣州邊抄寫一批秘密文件，邊等候了個多月，后來說去不成了，主要封鎖厲害，且廣東需要開展工作。因此十月被派回東莞，建立東莞縣特支。我同王均予一起回來找到王士釗和張聯(lián)，與兩人介紹了一下，由王均予指定我當特支書記，時間是十月，當時三個黨員。王士釗也是張定幫介紹入黨的，張聯(lián)可能是陳健介紹入黨的。以后張聯(lián)的情況怎樣，我不大清楚，不知士釗知道否？王士釗后在省輕工廳工作。這是特支成立的情況。
特支成立后，東莞的“中青”仍未解散。當時開了一個會，談了一下東莞情況，知道東莞有“中青”，黨員只是我們三個。據(jù)士釗說，王均予先成立廣州市委，由他負責。這時未有省委，特支由我與他聯(lián)系。士釗說他曾是特支的副書記，我又好象不大清楚，特支成立吋，還沒有提過他為副書記。當時我們分別在厚街、東莞兩個地方。大家分散活動， 士釗在東莞中學當圖書管理員，張聯(lián)亦在東莞，我在東莞無職業(yè)，不能長期留在東莞，只能回厚街。可能是這個原因，所以組織上叫他當副書記。
特支活動情況。他們兩人在東莞，還有“中青”作基礎，聯(lián)系一些進步青年。當時主要是在莞中和莞中畢業(yè)離校在附近的一些知識青年中開始發(fā)展黨組織。我在厚街，所以厚街情況熟，東莞情況不大清楚。知道王魯明是王士釗介紹他入黨的，因是厚街人，在我家宣誓。但他們在東莞還發(fā)展了哪些人入黨，我不大清楚。他們沒有同我講，見面談一下， 現(xiàn)在也記不起了。黨的初期活動一無經(jīng)驗，二分散活動，各人負責，所以培養(yǎng)黨員對象，沒有經(jīng)過共同研究，發(fā)展后又無討論、上報，都是一個人介紹的。按現(xiàn)在手續(xù)，都是違反手續(xù)的，均憑一股熱情。總之，特支成立時在一個同志家里（中青或進步青年）。我在厚街，知識青年多，很快經(jīng)過一段時間，于三六年底至三七年，發(fā)展了幾個黨員，一個叫王熾光，他當時在厚街鄉(xiāng)立小學當教師；另一個叫王耀昆，在中心小學當教師；還有一個叫王冠勛，王河（王思荷，張廣業(yè)的愛人）四個，成立了黨支部，支部書記是王耀昆。這幾個人，現(xiàn)除王河外，都死了。太平有一個簡易師范學校，是縣的簡師。簡師有一個黨員叫王愛玉，是王士釗發(fā)展的，關系交厚街支部領導，與王河聯(lián)系。當時，太平、厚街是這個情況， 這是關于特支的情況。工作是通過進步的文化活動，宣傳抗戰(zhàn)，搞些半公開的活動，接觸的是一些進步知識青年，在他們當中找建黨對象。當時東北淪陷，華北緊張?！拔靼彩伦儭?后，莞中王魯明（王壽棋）被捕，主要是因為他在同學中宣傳抗戰(zhàn)，還有一些群眾組織，如“讀書會”等引起國民黨偽縣府懷疑，被捉了去。后很快獲釋，因為抓不到很多證據(jù)。他被捕時，我還到偽縣府去看望了他幾次。當時是李揚敬的妹夫鄧敬史當秘書長，偽縣府有一個政警中隊長與我有點親戚關系，他帶我去見過王魯明。我去的目的是看看王魯明的表現(xiàn)，安定一下他，以后發(fā)動學生和社會人士施以壓力。王魯明釋放后，便轉移到農(nóng)村去教小學。以后王士釗也站不住， 因為這班人均是王士釗領導的，引起了敵人的懷疑。后來學校不敢請他，失業(yè)了。我剛找到一個小學教師做，在平湖雁田村，我便介紹王士釗到那里當小學教師。以后分散了，東莞剩下張廣業(yè)、張聯(lián)等，我仍回厚街，大家再無聯(lián)系。#p#分頁標題#e#
據(jù)張廣業(yè)說，一九三七年一、二月間，東莞成立縣臨工委，謝陽光是工委書記，他當工委副書記。成立縣臨工委本來應接收我的組織關系的，但也沒有接收。那時，廣州市委亦成立外縣工委，專管外縣的黨組織關系?？h工委不來接收，我便自己搞，一直到抗戰(zhàn)?？箲?zhàn)一開始，謝陽光等帶人到厚街宣傳，演“放下你的鞭子”等。當時，我不知他是縣工委的負責人，他也不知我的身份。本來，廣州王均予是知我在厚街的，可能他也忘記我了。
謝陽光不屬于王均予系統(tǒng)的，是上?；貋淼摹Ｔ谌哪?，東莞有一班青年，謝陽光、趙學、何與成（何景炎、何鼎華弟弟）、陳沛隆等到了上海，他們讀書時很活躍，與我同一班。還有一個叫黎協(xié)萬，讀書時叫黎建同，他哥是黨員，莞中校長。黎建同也參加過共青團，大革命失敗以后，失了關系，再在三八年重新入黨。這班人到上海找組織，后來上海組織被破壞，撤了回來，后在香港才接上組織關系。廣東的關系當時也斷了。因此，他們是另一條線，是香港這一條線，他 們是與何炳南一起回來的。這些情況，當時是比較復雜的。
王均予不是廣東人，是個長征老干部，到達延安后，被調出來搞新華日報的發(fā)行工作，新華日報在白區(qū)是秘密傳遞的。他當時到上海搞發(fā)行工作，與廣東進步青年建立了新華日報的發(fā)行關系，就是這樣來廣東的。來廣東后，看到廣東有基礎，便回中央?yún)R報（后來到北京，與北方局聯(lián)系，當時劉少奇同志在北方局），北方局同意他回廣東發(fā)展黨。三五年他來了，搞“中青”。重新建黨時是由王均予搞的，我是由王均予發(fā)展的。謝陽光一班人是在上海找到組織關系的。 還有謝勉修，與我有點親戚關系，文革后我找到謝陽光，才問清謝勉修的情況，謝勉修已經(jīng)死了。由于黨員從幾個不同的方面到廣東活動，所以互相之間不大認識。解放后，才聽說還有何樹基（在中國人民大學當教授）和何干枝。當時，王均予發(fā)展的我們一班人，懷疑何樹基一班人是托派，有所警惕。以后，香港這一邊，成立了南方工作委員會，王均予一邊成立了廣州市委，與南方工作委員會沒有結合起來，互相間還警惕著。后來中央派張文彬來廣東，尹林平也來了廣東。南委市委的關系通了，懷疑消除了，黨的統(tǒng)一組織建立了，這是抗戰(zhàn)前一段期間的情況。
抗戰(zhàn)前一段時間，我家鄉(xiāng)有國民黨駐軍九十三師，是北方部隊，講普通話，他們也需要宣傳發(fā)動群眾。當時我會講普通話，所以后來參加了九十三師的政訓處，我的任務主要是擴大白區(qū)自衛(wèi)隊的組織。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后，區(qū)、鄉(xiāng) 成立自衛(wèi)隊，國民黨縣政府那時搞國民兵團，成立壯丁常備隊，還組織縣抗敵后援會。當時，都是利用公開合法的群眾組織或他們承認的組織，實際上是我們自己掌握的。好象壯丁常備隊，表面上是國民黨的，其實是我們黨掌握的。厚街區(qū)成立抗敵后援會，我是委員。后來到部隊掛了一個名（政訓處），負責白區(qū)自衛(wèi)隊的組織，區(qū)鄉(xiāng)都搞起來。這時，上級無人來聯(lián)系，縣也無人來聯(lián)系，總是根據(jù)自己領會去搞，也沒來得及與廣州聯(lián)系。大概到三七年冬（十月、十一月左右）國民黨九十三師（羅卓榮軍，師長甘麗初，廣西人），師部在太平，曾在太平搞過一次區(qū)鄉(xiāng)自衛(wèi)隊的檢閱，我便把全區(qū)自衛(wèi)隊集中參加檢閱。人不多，我們骨干又少，后來，無來得及 整理，九十三師便調到寶安了。調到寶安，我去不去？如果去，會丟了厚街，如果不去，會失去機會。所以我又來不及向組織請示，自己決定先去，后再向組織請示。于是隨部隊去寶安（在政訓處當準尉干事），每月三十多元。我去寶安 后，厚街工作交給厚街黨支部，工委、省委初時亦無接我們的關系。我到寶安后，又是自己搞，到第二區(qū)當民眾組織的指導員，在龍華、烏石巖等山區(qū)了解情況，宣傳、發(fā)動群眾，組織自衛(wèi)隊，搞了很短時間。
后來，九十三師北上，據(jù)說到上海參戰(zhàn)。當時我有考慮，如果去，只在軍隊起些作用，但會與家鄉(xiāng)失去聯(lián)系，而且寶安是空白地區(qū)，文化落后，群眾閉塞，形勢又緊張。根據(jù)這種情況，加上我熟悉寶安上層人物，因為偽縣長在該師當過職，所派的政訓員我亦認識，其他中學校長、文化界、 國民黨黨部書記長等均認識。我覺得在寶安開展工作十分需要，而且也有開展工作的條件，所以我一個人跑去廣州，想找到組織關系。因為時間過了幾個月，聯(lián)絡較困難，后來通過我的弟弟王作堯找到了組織關系，我向組織建議成立工作隊，到寶安活動，組織上同意了。后來，廣州派了三個人來，兩個黨員，一個群眾，其中一個是我的叔伯弟弟（即王作堯親弟），另一個女同志梅愛芳，加上我，成立一個黨支部，我當支部書記。工作隊叫“救亡呼聲社國防前線工作隊”，無抗戰(zhàn)二字。救亡呼聲社是國民黨省黨部書記長出頭組織的， 是省一級的救亡團體，我們用他的名義。因為在寶安是國防前線，一望出去，有幾艘日本軍艦停在那里。文革中有人問為什么要用國民黨省黨部書記搞的這個名義呢？一定是與他們有關系。我說，我當時根本不認識書記長。我問我的弟弟是怎么搞到這個招牌的？我弟弟說，我們有黨員在救亡呼聲社工作，征得他同意。我們只用他的招牌，但經(jīng)費、工作人員全部與他們無關系。他們既無過問我們，我們亦無跟他們聯(lián)系。除了廣州參加幾個人外，其余的均是東莞人，而且大部分是厚街人，我的幾個妹妹王章、王容、王月娥，還有王日新（王滿堂）、王應登、吳婉、麥容約十幾人。麥容現(xiàn)在青島，當時是小鬼。十幾人一個工作隊到寶安。當時寶安有沒有黨組織，我不清楚，但知道有兩個失去組織關系的黨員，后來由我們接收了。我們在縣城，流動宣傳，演劇，唱救亡歌曲等。以后再分散一些人去做教師，既解決一下生活問題，又深入一點開展工作。大家去時，都帶了一些錢，我則去敲偽縣長的竹杠，因為我以前認識他。我說，我們現(xiàn)在來工作。他們也知道有這樣一個工作隊，結果給個空名，每月二十多元，不用工作。工作隊做宣傳抗日工作，群眾很歡迎， 并招呼我們吃飯。干了幾個月后，廣州組織派了一個叫王磊 （曾在省廳當副廳長，厚街人），來聯(lián)系一下，以后又無什么消息。三八年六月，東莞中心縣委書記姚永光（合浦人）來寶安聯(lián)系，我才知道我們的組織關系由省轉到縣委。姚永光來到后，我們向他介紹了情況，提出了工作意見，他認為寶安需要加強力量。他回去后，派了張廣業(yè)帶著一班人，有王河、陳明、黃莊平、陳坤（莞中學生，解放初在廣州市公安局當副局長）、陳池等，來傳達了縣委的意見，準備成立寶安縣工委，并帶了兩個大革命時期失去關系的黨員來。由于人來得多了，一班人的生活更需要解決，因此陳明、陳坤等到學校兼些課，并派幾個人入學讀初中，以便開展學生工作。讀初中的有麥善容（現(xiàn)在青島軍校），王熾光（即王彪，現(xiàn)省軍區(qū)顧問）、蘇啟華、王錦培等，都叫工作隊成員，他們去讀書，時間很短。
十月十一日，日本從惠陽登陸，工作隊便向東莞、寶安邊界撤退到觀蘭章閣。原來張廣業(yè)帶一個工作隊在這里做過工作，有一定群眾基礎，在這里成立了東寶邊工委，負責這一帶工作。張廣業(yè)當書記，還有黃木芬、黃高陽兩人是工委。工作隊撤到觀蘭后，碰巧國民黨駐軍得知日本從惠陽登陸，便拉向廣九線，想加強廣州外圍。國民黨駐軍九十三師撤走后，換上廣東軍一五三師，師長是張瑞貴，（張瑞貴是六十三軍軍長兼一五三師的師長。）當時我除張瑞貴不認識外，在寶安駐有四五七旅，兩個旅長我都認識。駐縣城的團長李純，海南文昌人，我跟他也比較熟，他們部隊拉到梅塘。當時日本已占了廣州，為加強廣州外圍，所以向東莞掃蕩。國民黨兩個旅與日本打仗，與日寇一接觸就打了敗仗，一直撤退到白花洞附近，那時袁蝦九也集中在這里。當時國民黨部隊九一三團損失較小，但人生路不熟， 敵情不明，既無群眾基礎，又與上級失去了聯(lián)系，很慌張，兩個旅長走了，其他軍官和士兵不斷開小差，人心惶惶。在這種情況下，張廣業(yè)叫我跟這個團長商量，要求他們堅持在那里，繼續(xù)與日軍作戰(zhàn)。如果做得到，我們則動員群眾支持他們，賣東西給他們。談話后，他們表示我們可成立政治部，人由我們找，如有部隊什么命令，可由團長、政治部主任簽名生效。當時東莞已淪陷，我們原來工作隊有些人，莞城又來了些人，所以很快搞成了政治部，我當政治部主任。政治部有個政治大隊，搞到幾條槍，由黃木芬當大隊長，以后蔡子培當副主任。搞起來后，我們派了一些人到九一三團的營、連當指導員。當時，我們不會打仗，都是一些年青人， 但無一點怕。相反打過仗的軍官反而害怕。他們看到地方青年這么熱情，無一點恐慌，所以有情況便找我們商量。當時派到營的有陳明、王連生和祁和（打太原犧牲了），這三個人在營當指導員。我們又不知道叫什么，所以稱指導員。當時為什么國民黨軍叫成立政治部呢？原來他們軍隊的組織沒有政治部，只有政訓處，團只有政訓室。政治部是大革命時的軍隊政治組織，這時抗戰(zhàn)開始，準備第二次國共合作，后傳說準備成立政治部，因此國民黨部隊知道，叫成立政治部，時間很短。#p#分頁標題#e#
后來，他們與張瑞貴聯(lián)系上，張瑞貴要他們拉上東江河源， 要求我們與他一起走。當時，我與黃木芬第二次跟他談話， 我們提出的條件是，第一要求他們給我們一個名義游擊隊的名義，我們自己取名為東寶惠邊游擊隊，準備成立三個大隊，當時第一大隊長由黃木芬做（幾十人）。第二大隊長由蔡子培當，第三大隊找不到人。其實，蔡子培在清溪無什么人，即當時準備他當大隊長。只是第一大隊找到幾十人。他們答應了，據(jù)說打了電報請示張瑞貴。當時張兼國民黨東路守備區(qū)總指揮，管轄整個東江。原來國民黨在淪陷時準備讓葉挺當總指揮的，但當時葉挺在香港，準備與一些人入深圳。以后不讓葉挺當，換了張瑞貴。我們走時，是張當總指揮。由于請示過他，他同意的，我們便可以公開用這個名義。第二個要部隊給一個證明我們，負責收集打仗后散失的武器、彈藥 等，結果開了一批證明給我們。第三是留一筆錢給我們作伙食，他們亦答應，結果留了幾百元。我們也同意從政治部抽一些人去，由我?guī)ш?，約三、四十人，是臨時集合起來的東莞、寶安的知識青年，其中有幾個黨員，什么名字我記不起來了，三、四十人中我只記得劉伯蘭和謝少武。
到河源后，我見到張瑞貴，張開了一個軍事會議，軍事干部少校以上參加。我無軍銜，只是臨時的政治部主任，他邀請我去，我亦去了。這次軍事會議，總結他們軍隊參加廣州保衛(wèi)戰(zhàn)的情況。他們有一個旅長自殺，在增城打了敗仗，損失很大，所以自殺了，這個旅長叫黃少雄。張瑞貴這個軍在廣東是打得的，他土匪出身，又名生張飛。開了這個軍事會議，我們這個旅那個團長由于保存了實力，這個團較為完整，很快升為旅長。兩個逃跑從香港坐船到汕頭走回來參加軍事會議的旅長，會議時無發(fā)言權，垂頭喪氣。當時，我看到這種情況，覺得再跟著他們無什么作用，想回東寶。所以我派了一個人回來與張廣業(yè)聯(lián)系。當時張廣業(yè)在清溪，聯(lián)系上后我主張回來。張同意后，我找到了張瑞貴的參謀長歐洪，我們說我們都是東莞、寶安的青年，家鄉(xiāng)淪陷了，都想回去。他當時說缺政工人員，想留我當旅政治部主任，后來講得多，我怕搞翻，所以把一些黨員帶回來，留下十幾人給他們。回來時，他給我一個名義，稱東路守備區(qū)總指揮部的聯(lián)絡員，叫我回去與游擊隊聯(lián)絡，有什么情況寫報告來。當時十幾個人留下來參加四戰(zhàn)區(qū)的政訓班，以后聽說派到各連隊當指導員。這些人現(xiàn)在情況如何，我不大清楚。我?guī)Щ貋磉@些人，只記得兩個。文革中被搞專案的人罵了，說我連交通員也記不得？回到清溪，去辦了訓練班，以后接受了組織的任務，成立了東寶隊（東江華僑冋鄉(xiāng)服務團東寶隊），我當隊長，盧克敏當副隊長。東寶隊最多時有七十多人，搞了約一年左右。從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O年六月，第一次反共高潮便被國民黨偽省府強迫解散了。我便撤退到香港，后組織派我去南寧，與黃木芬一起去。黃木芬原是廣西梧州人，一九三七年抗戰(zhàn)前通過 廣州黨的關系，組織一個工作隊，叫抗戰(zhàn)教育實踐社會工作隊，到昆南一帶（東莞、寶安邊界一?。┗顒印．敃r聽說劉向東當隊長，他當副隊長。以后劉向東回廣州，他便留下來，他的組織關系轉東莞縣委，是張廣業(yè)接收他的關系的。事后日本登陸，大家集中那里，我才認識他的。后來，東莞王作堯等帶了一班人到屏山水口、梅塘等地，以后與我們合起來成立大隊，王作堯當大隊長。黃木芬在國民黨第四游擊縱隊司令部當政工大隊長，究竟是誰的決定，就不大清楚。當時，王若周是四縱隊司令，王若周與我們是同宗，南柵人，與王作堯的父親（即我的叔父）比較熟，所以用他當大隊長關系較好。我從河源回來時，到他的總指揮部找副總指揮時， 在那里見到王若周，談起來時，王若周說，二大隊是我們的兄弟兵（指大多數(shù)是姓王的），看來他很高興。以后到三九年 底、四O年初，國民黨想消滅惠陽曾生大隊和東寶的王作堯大隊，所以這兩個大隊便撤到海陸豐。那時，黃木芬站不住了，因為他是從王作堯的大隊出來的，事前組織通知他撤到香港。六月時，東寶隊解散，我出香港，在黨的聯(lián)絡站那里見到他。不久，省委找我們談，分配我們到廣西。初時任務是開展南寧的敵后武裝斗爭。但到了南寧，日本的兵力收縮，撤退了，打游擊無條件，便一直留在南寧，直到解放。
素材來源：中共東莞市委黨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