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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自己“租”給陌生人,我開始理解孤獨

原標題:把自己“租”給陌生人,我開始理解孤獨 來源:貝果財經(jīng)

  文/李丹

  2015年,有媒體發(fā)起設(shè)立“1212陪伴日”,希望通過一系列公益活動喚醒社會對“失陪族”的關(guān)注和人性中對家庭最本真的重視。

  但23歲的小韭覺得,家人的陪伴固然重要,有時候,陌生人的“不評價、不勸解”也同樣有價值。“希望有這么一個人,可以讓我隨意訴說我的負面情緒,他不會勸我陽光一點?!?/p>

  為陌生人提供某種情緒價值,并收取費用,有人就在這么做。2018年6月,35歲的日本人森本祥司開始在推特上出租自己,他稱之為“社會人性實驗”。作為報酬,對方需要支付給他1萬日元(約合612元人民幣)的勞務費、交通費,以及可能產(chǎn)生的餐飲雜費。

  3年間,森本接到超過1萬單委托請求:陪同旁聽法庭審判、陪同遞交離婚申請、陪同等待公布資格考試的結(jié)果、幫忙到賞櫻的地方占位置......“維系人際關(guān)系太復雜了。”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森本說,陌生人的“在場”,往往能給密不透風的人際關(guān)系提供一個輕松、無害的出口。

  為什么有人需要通過“出租”陌生人來尋求心理慰藉?與陌生人的短暫聯(lián)結(jié),又能給生活帶來些什么?為了試圖了解租與被租背后的情感供需,筆者通過社交媒體平臺聯(lián)系到三位在中國踐行“出租自己”的人。

  “我愿意拿出一部分時間,和恰有此需的人待在一起”

  小韭 傳媒專業(yè)學生 “出租”經(jīng)驗5次

  最早有“出租自己”的這個想法是在2018年2月,我看了《奇葩來了》里面一個“一元出租自己”的女生演講,很受啟發(fā),也想做這件在我看來很有趣的事情。

  但“出租”這兩個字一直讓我有顧慮,擔心別人誤會,也不知道“出租”的范疇該怎么去界定。直到2年后我了解到日劇《出租什么都不做的人》,一集不落看完,才覺得這是一件值得付諸實踐的事。

  整部劇講了大概二三十個委托,有的簡單到只需要“出租先生”(劇中的男主角)給準媽媽發(fā)一句“平安分娩”的祝福,也有思路奇特的委托人讓“出租先生”聞自己身上的氣味,引來路人誤會。

  民政部有一個調(diào)查數(shù)據(jù),到2021年,我國預計有9200萬名獨居成年人,我也是其中之一。我一直想有人陪我劃船,一個人劃船是一件特別孤獨的事,比一個人吃火鍋還難受。但與其坐在家里等這么一個人出現(xiàn),不如自己去做那個人。

  之后,我在豆瓣同城上發(fā)了“出租什么都不做的人”的帖子。對方只需要告訴我他的需求,想約的時間和地點,我會選擇性赴約,對方需要支付我赴約所需的交通費和餐食費。除了最簡單的應答之外,我什么都不做。

  至于為什么“什么都不做”,大致的原因是,它限定了很多東西,不會有奇奇怪怪的人來找我。另外,“什么都不做”代表著不否定。我不喜歡勸導別人,不想否定別人的感受和想法,也沒能力為別人做什么。對當下的我來說,看到和聽到別人生活的哪怕模糊一角也是很珍貴的,我想擁有傾聽和接納的能力。

  從發(fā)帖開始,平均每天會有一個人來加我微信,也有人覺得我這個行為聽起來不太好,因為我是女生,會給人“很easy”的感覺。但我本人是平權(quán)支持者,做這件事給我最大的益處就是,它再一次堅定了我不該拿自己的性別當借口和理由的想法。

  第一個“委托單”是2020年12月21日,我給它起名“剛到杭州,不知道怎么打開這個城市”。委托人來杭州待兩天,青旅老板推薦他上豆瓣同城看看,于是他找到了我,想讓我陪他去吳山城隍閣。

  一路上80%的時間都是他在說話,我聽著,也不太提問。委托人比我年長十幾歲,平時工作很忙,他給我講了很多他的故事,也向我侃侃而談他最喜歡的物理,從小孔成像講到量子物理的一點皮毛。

  有那么3到5分鐘,我感受到了一種只屬于陌生人之間的浪漫。告別之后,我們彼此也沒有再聯(lián)系了,就安靜地躺在朋友列表里。

  第二個“委托單”是2天后,委托人想約人喝咖啡聊聊天。對方問了我很多類似“現(xiàn)在年輕人的想法是什么”這類問題,還問我想“出租自己”的原因。

  對方說,什么都不做,可能給不到委托人什么。后來我仔細思考過這個問題,時間是我最寶貴的東西,我愿意拿出其中一部分,和恰有此需的人待在一起。

  在那之后,我還陸續(xù)見過來南方看一看的北方人和想要教人打英雄聯(lián)盟的委托人。再之后,我離開杭州回到老家,也就沒有再繼續(xù)了。

  一是覺得沒辦法和家人解釋這件事,但事實上,我會把自己的行蹤告訴朋友,也一定會在白天約在人多的地方,地點和時間段都是明確的。二是我原本期待比較有意思的委托單,但做到后面覺得自己有點像蹭飯的。

  “為什么有人需要‘租’別人?很多人都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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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北京3年多,通過“租”別人,我獲得過一次短暫的情緒補給。離開北京之前,我在豆瓣上發(fā)了一個“出租自己”的帖子,更多是抱著“報恩”的心情。因為通過“出租”得到過安慰,也想去安慰有需要的人。

  我是一個很敏感的人,有點討好型人格,算是避免受傷的一種自我保護機制。事實上,我也不太能接受親密關(guān)系,一個人生活太久了,從16歲高中住校到現(xiàn)在26歲,受不了什么事都要分享。沒什么可傾訴的,有啥事自己知道就可以了。

  在北京的這3年多時間,我一個人跑過很多次醫(yī)院,小到一個人去輸液,大到一個人做肝臟檢查、胃鏡、B超、上手術(shù)臺。我身子骨不太好,再加上加班多、熬夜、三餐不規(guī)律,總生病。

  一個人去醫(yī)院這件事,沒怎么困擾過我。高中住校的時候,我腳受了傷,走不了路,沒人陪我去醫(yī)院。爸媽不在身邊,同寢室的合伙排擠我。從那時候開始,我有一種定勢思維:有問題就解決問題,不要有情緒?,F(xiàn)在的問題是我生病了,解決方法就是找醫(yī)生。

  事實上,我可能還沒有自己想象的堅強。有一天, 我去看神經(jīng)內(nèi)科,醫(yī)院候診長椅的對面坐了一對兄妹和他們的媽媽。小姑娘生病了,一直在哭,可能是自責,也可能是害怕。哥哥就一直握著她的手,也不說話,等她哭得差不多了,把她攬到懷里。

  后來,小姑娘進去看醫(yī)生,跟哥哥說了句“你別進來”,哥哥就一直在外面等著,沒玩手機,也沒有焦灼的情緒,就安靜地等著。診室的門剛開了個小縫,哥哥就立刻站起來,拉著妹妹的手,把她輕輕拽出來,給她披上衣服,說“沒事,咱們會好的,先回家”,然后拉著她往外走。

  就是那個畫面,讓我莫名覺得難過,從來沒有人陪我去過醫(yī)院,從來沒有人在診室門口等過我。

  第二天,我想到自己無意在豆瓣上看到過一個“出租自己”的帖子,就試著聯(lián)系對方,說我之后要去醫(yī)院拿藥,不會花很久,半小時左右,問對方能不能陪我去,事后請她吃飯。那會兒在疫情期間,一般人可能對醫(yī)院還比較抵觸,我又說了句“不愿意來也沒關(guān)系”。

  很感謝她來了。等我到醫(yī)院的時候,她就在門口等我,一個書卷氣很重的女生。然后她陪我進去,排隊、拿藥,全程也沒怎么聊天。出了醫(yī)院大門,她還說了句“我以為你藥很多,要抱著走的那種,所以‘租’我來幫忙”。我說不是。

  經(jīng)歷過有人陪,之后再去醫(yī)院,感覺很痛苦,因為有過體會和記憶。但我不會再“租”人陪我去醫(yī)院了,至少接下來的3年不會。隨著年齡的增長,對抗孤獨的能力也需要有長進。這是必修課,因為我沒那么容易相信別人。

  讀高中的時候,同寢室的家境都很好,AJ隨便穿的那種,我家境沒那么好,她們就合起伙欺負我。從那之后,我很難相信同學會變成朋友。小學三年級的樣子,班里的一個男生總欺負我,我去找老師,老師說:“為什么他只打你不打別人?考慮下自己的問題。”然后我知道,老師也不可信。

  我爸媽屬于一輩子按部就班很順的那種,順利讀書、考公務員、結(jié)婚、生下我。我知道他們愛我,但面對我漂泊在外,這份愛起不到什么作用,不能解決我當下的問題,我有事也就不跟他們說了。

  相比起“朋友”“家人”這些概念,面對陌生人,我的傾訴欲可能會稍微強一點,起碼我能保證陌生人不會傷害我,不會進入到我的圈子。如果有一天,一個人給我買了我喜歡的草莓,我會毛骨悚然。第一反應肯定是:他是怎么知道的?然后會害怕:他在想什么?是不是要傷害我?

  離開北京之前,我在豆瓣上發(fā)了一個“出租自己”的帖子。上面寫得很清楚,如果對方要一個人去醫(yī)院、搬家,或者需要去接人,但沒辦法跟公司請假,我可以幫忙,只需要給我點吃的就行。不是蹭飯,只是想確定自己的善意和付出不會被當作“廉價”。

  但是說實話,那一次的體驗不是很好。先是有一些私信問我是不是覺得無聊了,還有人問要不要一起喝酒。這樣的私信有20多個。有一次,我答應了一個女生當面聊聊天,那是唯一的一次“出租”。

  在我的想象中,這個女生應該和我很像,一個人在北京漂著,覺得孤獨,想和陌生人敞開心扉。實際上不是,她只是無聊,想象我是一個想出去玩但不愿意花錢的人。之后,我自己結(jié)了酒錢,回家了。

  通過“租”別人和短暫的“出租”自己,我理解大家都挺孤獨的。社會發(fā)展節(jié)奏太快,人在其中所需要的情感補給是空缺的。“出租”有點扮演心理咨詢的角色,或者說是心理咨詢的緩沖。大家需要情感補給,但可選擇的路徑太少了。

  “不在同一個圈子,有些話說出來很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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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覺得,當一個人需要通過“出租”別人來消解負面情緒,這件事本身就說明,在這個社會,情感的獲取已經(jīng)變得越來越奢侈。

  從2017年到2020年,我把自己“租”給過40多個人。他們都是上班族,但身份差異很大,有律師、公司高管、國企員工,也有編劇、音樂人、青旅老板。

  作為一個和他們所在的圈子沒有任何關(guān)聯(lián)的人,我扮演著“樹洞”的角色。對他們來說,有些話向我袒露,很安全,沒什么利害關(guān)系。在我面前,他們更像是剝離了社會屬性和經(jīng)濟屬性的個體,能展現(xiàn)自己有欲望,或者空洞的一面?;蛟S這就是成年人的世界。

  2017年,我還在讀大三。有很長一段時間,我處在一種莫名其妙的抑郁狀態(tài)下,有時候會覺得一切都很糟糕,有時候又會陷入自責。那時候,我日常出行需要換乘地鐵2號線,要經(jīng)過一段步行臺階。從下往上走的時候,抬頭看,密密麻麻的人頭像一群蠕動的蟲子。大家彼此擁擠,又分明是陌生人。

  那一刻,我突然很想知道陌生人在想什么。不知道他們會不會有失語的瞬間,想從朋友那里得到慰藉,對方未必有時間和心力,等朋友有時間,自己又失去了傾訴欲望。

  在“出租自己”的介紹里面,我寫了這么一句話:陪你說你想說的話,陪你做你想做的事。在這之后,有不同的人找到我,有人想讓我陪著坐一趟公交,從東直門到動物園,有人想讓我陪她探索城市廢墟,有人讓我用照片記錄下她失戀的樣子,也有人單純想和陌生人聊聊天。

  2018年夏天,有一個男孩找到我。我們約在咖啡館見面,一直聊天,聊到晚上8點。他說,那會兒,他最想做的事就是和人說話,但想從周圍的人里面找到能坦誠交流的人,太難了。

  我很明白這種失語的感受。在當下社會,很多人都處在一種失語的狀態(tài)下,尤其在職場,很難向身邊的人或者所在圈子里的人輸出負面情緒。如果一定要輸出,就會變成那個低情商、不懂得為人處事的人。

  聊天的時候,我一般都只是靜靜地聽。一方面,我不是心理醫(yī)生,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路,我沒必要給人指路,畢竟我才二十出頭,自己都沒活明白。另一方面,事實上,大多數(shù)人向我傾訴的時候,已經(jīng)在跟自己和解了。

  在“出租”自己的3年里,我去過很多城市,像是“流動”的自己。對于我來說,“出租”自己,是在通過陌生人的眼來探索外部環(huán)境和內(nèi)心世界。

  2018年的時候,我做過一場展覽。在展覽現(xiàn)場,有一個“秘密試管”的藝術(shù)裝置,來的人取走別人的一個秘密,留下自己的一個秘密。我發(fā)現(xiàn),大家寫下的內(nèi)容,大多跟欲望和內(nèi)心的陰暗面有關(guān)。這些話題,也是我“出租”自己的時候最常聽到的內(nèi)容。

  有時候我在想,當下這個社會,大家可能都不太能正視,或接受人性的復雜,但作為一個出租體本身,更多是陪伴、記錄和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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