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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戀愛越來越自由,彩禮卻越來越沉重?

作者|于理

近日,B站某UP主發(fā)布的視頻“沒有50萬彩禮,女朋友被強行拖走,我該怎么辦?”廣泛傳播,該UP主稱與女友相戀近5年,但女方父母不同意他們戀愛結婚,遂將女兒拖拽上車,并與男方發(fā)生撕扯。之后,女方又發(fā)視頻稱,家人在吵架中說出的“50萬彩禮”是氣話,未受到親屬威脅,問題已經妥善解決。

就視頻中女方家長拖拽等舉動來看,涉嫌違反了《婚姻法》中的“婚姻自由”和“禁止借婚姻索取財物”等條款;甚至涉嫌觸碰了《刑法》中的“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

問題的復雜性在于:道理人人都懂,但父母還是要干涉。吵架中脫口而出的“50萬彩禮”,其實折射出“借婚姻索取財物”的普遍性;即使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自由戀愛,也不能幸免,這事件中的女方就是211高校碩士畢業(yè)生。

自由戀愛遭遇天價彩禮,那么,天價彩禮為何屢禁不絕呢?

天價彩禮背后的代際剝削

彩禮,是中國古代延續(xù)至今的一種結婚禮俗,男方在婚約初步達成時向女方贈送聘金、聘禮,以表達對女方家庭養(yǎng)育不易的尊重。但本質上,彩禮是“男尊女卑”的產物,嫁出去的女兒是潑出去的水;所以,男方需要支付一定的財物,補償女方父母撫育女方的支出。

21世紀的今天,許多地方彩禮只是“意思一下”。但還有一些地區(qū),彩禮的“交易”屬性卻愈演愈烈,天價彩禮由此產生。社會學家劉燕舞,曾以位于河南省南部某縣、湖南省東北部某縣、貴州省北部某縣三個村落為樣本,對上世紀70年代以來三村的婚姻消費和彩禮變化進行梳理。

劉燕舞發(fā)現, 從2000年開始,三村的婚姻消費飛漲,彩禮數額幾乎需要一個勞動力不吃不喝,勞作4到7年才能負擔,如果再考慮建房等硬性支出的話,意味著一個勞動力需要勞作11-16年才能承受。到了現在,大概得20年才能付清。

天價彩禮,也導致了一系列連鎖反應。

第一,很多家庭因天價彩禮而負債累累,“脫貧不易,小康更難;喜結良緣,毀于一旦”,因婚致貧、因婚返貧現象不斷。

第二,在不少地方,彩禮主要由父輩承擔,彩禮上漲,就變成兒子對父輩的“代際剝削”,特別是導致農村老人的生存質量下降。而這種“代際剝削”也可能走向“女兒剝削”,即通過女兒出嫁獲得的彩禮金,來支付兒子的彩禮金。

再則,天價彩禮助長攀比之風,惡化民風民俗。彩禮的多寡,成為衡量女方身價高低的標準:如果彩禮低于平均水平,娘家人就會被人瞧不起,女方也會顯得沒地位;反之,彩禮越高,就顯得“有面子”。如此陷入一個為面子相互攀比、惡意抬價的競爭中,物化了女性,敗壞了風氣。

此外,彩禮返還問題引起的民事糾紛不斷增多,甚至導致刑事案件的發(fā)生。此次“50萬彩禮”引發(fā)強烈的沖突,也是一起民事糾紛。

性別不平等的惡果

輿論常從表面出發(fā),把天價彩禮的責任推到女方身上,指責女方“唯利是圖”。

但在批評天價彩禮之前,必須洞悉它的社會土壤。否則,純粹的批評和道義指責,于事無補。針對男性的憤慨,有人提出“誅心之問”:如果不想背負天價彩禮,不結婚不就得了,也沒有非讓你娶。此言雖激憤,也道出一個癥結:在父權觀念的影響下,很多地方的男性仍背負著“結婚生子、傳宗接代”的使命,即他們一定得結婚。

沒有完成這個任務,他們就會在宗族里被人笑話。在宗族觀念、父權觀念盛行的地方,男性有更強烈的結婚需求。

與傳宗接代相對應的是,結婚是“從夫居”的,孩子也是“冠夫姓”。女方嫁給男方,就必須來到男方家庭生活,成為男方家庭的勞動力,不參與女方父母的遺產分配,也不主要承擔女方父母的贍養(yǎng)責任。生育小孩后,小孩也是男方家族的血脈,除非男方入贅,否則孩子不可能跟女方姓。

在這種思維下,女方成了類似于“商品”的存在,彩禮則類似一種“買斷”。我們不難從身邊找到這樣的例證:在大城市的不少家庭,女方不一定“從夫居”,孩子也不一定“冠夫姓”。這樣的家庭,很少有彩禮方面的困擾,因為不存在“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的說法。

與之相對,父權思維越嚴重,彩禮要價往往越夸張。因為從女方父母心理來看,女兒嫁出后就變成男方的人,對女方家庭是一種“損失”,需要經濟補償自然“順理成章”。

所以,男女越是平等,就越不存在彩禮問題。要破除天價彩禮,也得問男性一句:你可以放棄“從夫居”“冠夫姓”嗎?你愿意姐姐或妹妹出嫁后,仍享有父母財產的繼承權嗎?

對于農村地區(qū)的很多男性來說,還存在另一個殘酷現象:單身求偶的男性數量,遠遠大于單身女性,存在嚴重的不平衡。男多女少,女方掌握婚姻的“定價權”,“價高者得”,彩禮進一步攀升。

早在2017年2月,人口學家翟振武在接受訪談時表示:中國出生性別比偏高程度之高、維持時間之長、范圍之廣,在全世界都是絕無僅有的。

中國是世界上出生性別比失衡最嚴重的國家之一,反映在80后、90后等適婚群體身上,就是男女比例的嚴重失調: 未來30年內,進入適婚年齡的男性將比女性多出近3000萬人,矛盾或將進一步加劇。

出生性別比如此畸形,就在于男孩偏好、重男輕女的傳統(tǒng)。在“一孩半政策”的限制下(如果頭胎生女孩,那么政策允許生育第二個孩子,公職人員除外),許多第一胎生女孩的家長,生育第二胎時選擇性別鑒定。而小型化、現代化的超聲波檢測技術,能夠在女性懷孕14周到16周時檢測出是男孩還是女孩。

在男孩偏好的社會背后,是無數“消失的女孩”。直白點說,父權社會正承受著重男輕女的代價,光棍現象一定程度上是男性利益共同體的自食惡果。

性別比例失衡以外,社會流動也導致傳統(tǒng)婚姻圈發(fā)生變化。在鄉(xiāng)土社會,人口流動很少,基本是同村或鄰村之間通婚。進入工業(yè)社會,社會流動加劇,不少農村女性外出打工并選擇在城市中居留下來,相反,從城市流入村落的適齡女青年幾乎沒有,這加劇了農村地區(qū)的婚配性別比失衡,而男性就通過彩禮的比拼獲得“優(yōu)勢”,助推天價彩禮。

女方既是受害者,也是“背鍋俠”

在“50萬彩禮”風波中,女方有一個弟弟,成為網友們的另一個關注點。UP主曬出的聊天記錄中,女方提到家里要給弟弟買房。事后,雖然女方澄清:家里并非重男輕女,彩禮是氣話不是弟弟的買房錢。但有些網友還是把二者聯系起來。

這就牽扯出另一個問題:彩禮的流向。女方家庭向男方要彩禮是給誰?一般而言,有這么幾種情況:

第一種,彩禮是父母的養(yǎng)老錢,彩禮流向是:男方→女方父母。

第二種,彩禮是女方的私房錢,女方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也可以獨自支配。彩禮的流向是:男方→女方父母→女兒。女方父母提高彩禮要價,是為了提升女兒的經濟自主權,抬高女兒在婆家中的地位。

第三種,彩禮成為夫妻共同財產。彩禮的流向是:男方→女方父母→女兒未來的小家庭。比如學者閻云翔在東北農村調研發(fā)現,一些新郎背地里鼓動女方向男方父母索要更多的彩禮,從而實現男方家庭代際財富的轉移,為自己未來小家庭積累更多的財富。

還有一種情況,就是女兒的彩禮成為兒子的“二次彩禮”。彩禮的流向是:男方→女方父母→兒子。這產生了“代內剝削”的亂象: 女方父母“剝削”女兒,來成全兒子。

社會學者陶自祥通過代內關系(兄弟姐妹關系)審視彩禮現象,發(fā)現“家庭內部存在深層次隱性的被剝削對象”,即“家長為湊足兒子成家需要的高額彩禮,保證兒子這一代香火延續(xù),只好讓女兒早婚”。

陶自祥發(fā)現:在一些農村家庭,誰出的彩禮高,就把女兒嫁給誰。有的家長因承擔不起市場要價,將女兒拿去“換親”,“兒子的婚姻支付被隱形地轉嫁到在家庭中處于邊緣地位的女兒身上”。

從這個角度看,天價彩禮既是性別比例失調的結果,也是男女不平等的延續(xù)和加劇。 女方本身既是天價彩禮的受害者,同時也可能成為天價彩禮的“背鍋俠”。

中國很大,彩禮問題復雜得多,還有更多例外的狀態(tài)存在。上面的幾種現象,只代表著一種普遍性,但足以說明:天價彩禮背后,有諸多深刻的社會癥結。就比如新聞中的UP主, 即便是自由戀愛,但積重難返的社會氣候還是將他們裹挾其中;作為個體的男性,哪怕你是個女性主義者,有時也得無奈承受男性共同體一些作為的惡果。

對天價彩禮是應該批評,但也應推進男女平等,否則可能是治標不治本。當然,女性也應該舍棄“便利的誘惑”,比如所謂“男士負責買房”、“男方應該更會賺錢”等。

個例可以訴諸于輿論解決,更多人只能默默承受。這一代人的天價彩禮、光棍現象,或許難以避免;但我們仍要努力,避免下一代重復上一代的命運。

于理系青年文化評論者。本文原標題為“自由戀愛時代,為何還有天價彩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