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昊，華中師范大學社會學院講師。
在我調研的這個村莊，老人們每月只能拿到80到160元的養(yǎng)老金，這個數(shù)量平均起來只有城鎮(zhèn)職工養(yǎng)老金的3.5%。所以我們遺憾地看到，在這種巨大的結構性壓力之下，家庭往往只能從內部協(xié)調資源。在這種狀況下，老人就變成了被犧牲，或者是主動犧牲、自愿犧牲的部分。
苦盡甘不來
2024.11.16 深圳
大家好，我叫吳昊，來自華中師范大學社會學院，是一位關注情感的研究者。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題目，是我的博士研究——農(nóng)村老人的情感世界。我想這也許是一個沒有人叩門就不會有人說話的世界，一個異常隱忍和沉默的世界。
促使我做這個研究的，是一個痛苦的困惑。我出生在鄂西農(nóng)村，在我爺爺奶奶所在的那個村子里面長大。后來出去讀書了，但是也經(jīng)常回村，有時候會聽到爺爺奶奶以及其他的家人講起村里面一些老人的凄慘經(jīng)歷。比如在家里面發(fā)病了，去世了，在外打工的兒女幾天之后才知道之類的。
有一次回老家，我自己也看到了一位讓人有些心酸的老人。那是一個周五的下午，我看到一位頭發(fā)已經(jīng)白了的老爺爺，衣服也比較破，杵著一根木棍，在山腳的小路上挪動著，身邊跟著兩個小小的，背著書包的身影。
一位大嬸指了指他跟我說，這個老爺爺很可憐的，老伴已經(jīng)死了，兒媳婦也跑了，兒子也都在溫州打工，現(xiàn)在孫子都是他在帶。今天估計是去接孫子放學回家，他們還住在很高的山上，就這么走的話，可能到家的時候天都要黑了。
這個村子距離學校估計有7公里，坐車其實只要幾塊錢，但是他們選擇走路。當時我就在想，他們還要走多久呢，走到家的時候，家里面可能一個人都沒有。這位老人是不是還得把冷灶燒熱了給孫子做飯。
我看著他們的背影，忍不住想，為什么在物質條件已經(jīng)普遍改善的今天，老人們似乎還過著一種非?？嗟纳?。當他們的子女都外出打工之后，他們內心的情感世界是怎樣的呢。
帶著這個困惑，在我的家人特別是爺爺奶奶的幫助下，我在老家附近的兩個村莊開展了十個多月的田野研究。
我調研的這些老人大多在60歲以上，最大的83歲。他們很多人都有外出務工的經(jīng)歷，是第一代農(nóng)民工，他們的子代和孫代現(xiàn)在也在外面打工，很少回家。
在調研的過程中，我跟他們朝夕相處，還選擇了十幾戶人家，就住在他們家里面。很快我就發(fā)現(xiàn)，確實像我觀察的那樣，雖然現(xiàn)在物質條件已經(jīng)改善很多了，但是老人們依然過著一種非常艱苦的生活。
他們是不是沒苦硬吃？
首先，無論多大年齡，他們好像有干不完的活，有時候還生著病。比如有一位爺爺73歲了，在我調研期間，每天早上5點多鐘就起來，步行兩三個小時去另一個村子，給那兒的承包戶背煙葉，可能要太陽下山了才能回來，就這樣一天80塊錢。
同時他們會把自己的消費壓到極低，自己種糧食、自己種菜，基本上不買任何東西。就像我前面提到的那位老爺爺一樣，有時候為了省幾塊錢的車費，他們愿意走四五個小時的山路，有的老人甚至還舍不得開電燈。
我當時覺得這還是物質條件上的苦。那時候我還沒有意識到這種苦在他們的情感世界中可能扮演的角色。記得在田野進行到快一半的時候，我在我的筆記上寫下這樣一些疑問：為什么這些老年人這么愿意吃苦，他們?yōu)槭裁匆绱宋约耗?，他們真的一點選擇都沒有嗎？還是說從某種意義上講，他們主動選擇了苦？
因為我其實觀察到，他們并不是在絕對意義上缺乏物質條件，有時候有好的物質條件他們也不愿意用。
比如我到訪的這些家庭，大多數(shù)都會修建這種兩三層的樓房，通常是給兒子結婚用的。無一例外的是，沒有老人住在上面。他們仍然住在非常破舊的老屋里面，或者就在樓房旁邊搭一個小偏屋。因為他們的子女都在外面打工，所以其實這些樓房修好了也沒有人住。
張奶奶就是這樣，她就還住在那個老屋里面，她的那間臥室，我覺得與其說是臥室，不如說是一個雜物間，里面堆滿了糧食、化肥，甚至還有打農(nóng)藥的那種噴霧劑，以至于我一進去的時候，就聞到了一點刺鼻的味道。但是這家人也給自己的兩個兒子修了兩棟平房，就矗立在老屋的背后。
所以我們看到，好像這些老年人是在主動地與這些現(xiàn)代的、舒適的、象征著農(nóng)村美好生活的樓房保持著距離。用節(jié)約慣了來解釋，似乎有點簡化那其中非常復雜的情感。
雖然那些老人都覺得，我是腿腳不便所以不住在樓上，但其實也就是這些說自己腿腳不便的老人，他們常常背著五六十斤的糧食從坡上回來。所以我發(fā)現(xiàn)他們似乎是在主動堅守著一種艱苦的生活，就像是守著某種信念一樣。
作為經(jīng)濟高速發(fā)展時期成長起來的我們這一代年輕人，其實很難理解這樣一種對苦的情結，會覺得它是一種沒有理由的沒苦硬吃。甚至我們有時候會覺得，它是對我們年輕人的一種規(guī)訓。
我覺得從年輕人的視角而言，這很可能是對的，因為我們希望的是，生活真的值得我們熱愛，而不是因為它充滿苦難。
其實老年人也注意到了年輕人對苦的反感。有時候跟我聊天的時候，他們會感覺有點羞恥，因為他們也意識到，在今天的社會，如果你還過著一種苦日子，其實往往意味著落后、沒本事和跟不上形勢。
我們看到，一代人與一代人之間對苦的感受，很可能是非常不同的。情感理論認為，這是因為一個時代往往會結構性地塑造我們的情感模式。
對這些老人來說，在他們的時代，生活其實就是圍繞苦展開的。大家知道，新中國的成立也是千千萬萬窮苦農(nóng)民翻身的過程。歷史上，我們黨組織訴苦大會，希望激發(fā)底層農(nóng)民的階級意識。
對于這些底層農(nóng)民而言，他們也能夠在對苦的訴說中，看到彼此吃苦的這種勤勞和堅韌，其實也能夠確認他們作為社會主義主人翁的那樣一種價值感和地位。在集體化時期，吃苦更是作為一種集體性的美德被推崇，做鐵人、鐵姑娘都會讓人發(fā)自內心地感到自豪。
跟我聊天的時候，楊奶奶她就非常自豪地提到，
“我當時挑糧食，別的男同志能挑100（斤），我也能挑100。隊上都是給我算大半個男勞力的工分?？嗍强喟。菚r候不知道怎么，吃的都沒得什么，就是使不完的勁?！?/p>
羅爺爺是當時小隊上修水壩的一個小隊長，他也非常自豪地跟我講起他以前的事情。
“那時候一去就是個把月不歸家的，一天到黑地搞，都是肩挑人扛，那么大個壩！好多年了哦，現(xiàn)在還在在用，結實得很，不像現(xiàn)在修的那些東西。當時搞完的時候要過年了，公社書記也過來的，給我們計功，還吃了頓肉。”
但是我們看到，吃苦在今天似乎已經(jīng)變成了不那么被認可，也不那么被推崇的東西。首先，社會輿論在市場的邏輯之下，更加推崇的是個人的金錢能力和成就。比如農(nóng)民和農(nóng)民工吃苦耐勞的精神經(jīng)常被認為是，沒文化，所以只能吃苦。
另一方面，老人周圍的這些年輕人，似乎也不再能共情老人的這些苦的感受。我在跟一位老奶奶聊了兩三個小時她的吃苦的生活之后，她突然很局促地停下來，她問我，
“你聽我這個老太婆嘮叨這些事情煩不煩？我一講就不停，眼睛水還止不住，你是不是都聽厭煩了。也就是你來聽我講，我那些兒子姑娘都打工哦，一年到頭沒回來過一次?；貋砹艘膊坏迷嘎?，都是捉到他們的手機扣，說媽你莫緊到講，煩得要死。我那兒子，還嗆我，說你那么有本事，怎么不給我屋修大點？我就沒得話講了。今天跟你講哈我還是舒服些，勞慰你了?！?/p>
如果年輕人不能理解老人的苦，那老人之間能夠分擔這種痛苦嗎？其實在田野中我也觀察到，村莊中老人之間其實也很少交流，除了有一兩家特別友好的，他們很少相互往來。
我跟他們聊多了就發(fā)現(xiàn)，其實村莊中家庭與家庭之間的關系也已經(jīng)發(fā)生了一些變化。有位老人就跟我說，現(xiàn)在別人都巴不得你過得不好，所以我們都不說，過得多苦你也不要往外說。
我在村里面也感受到了家庭與家庭之間隱約的競爭感，特別是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那樣一種相對的剝奪感。比如在現(xiàn)金收入很少的情況下，哪一家的地被征了，其他家沒有，就可能會引起一些不滿。
所以苦不再是公共領域中被推崇的美德，也很難在人與人之間分擔和傾訴，好像變成了一種只能獨自承擔的東西。
跟老人們朝夕相處的日子里，我經(jīng)常會遇到有老人晚上很晚了還睡不著覺，他們就會坐在院子里面發(fā)發(fā)呆。其實那種時間流逝的感覺真的有一點殘酷。我有時候就去陪他們聊聊天，但是大家其實也可以想象，如果我不在那里，那他可能就一個人坐在那里，可能椅子旁邊放一口廉價的酒，就坐在院子里，看著外面那個黑黑的村莊。
殘酷的樂觀主義
那么這一切的苦到底是為了什么呢，我無數(shù)次地向老人們詢問這個問題，他們的回答很統(tǒng)一也很簡單——那還不是為了后人。
這里我不想給出一個社會學慣常會給出的判斷，比如老人的行動邏輯是受到強大的傳統(tǒng)的儒家文化影響，好像他們的思想和行動只是被遙遠的傳統(tǒng)所決定著，而不包含此刻活生生的情感。
其實我在村里的時候發(fā)現(xiàn)，老人特別喜歡看一些苦情劇，或者這種山歌短視頻，用方言改編后經(jīng)過重新填詞，這些短視頻的內容大概就是通過體諒父母的付出，來表達兒女對他們的愛。
我們村里面有一個老爺爺，他的手機內存很小，他讓我?guī)退哑渌膽媒o刪了，但是說這個你留著，這個App就是用來看這種視頻的。
所以我們會發(fā)現(xiàn)，老人們對家的這種情感性的憧憬是他們吃苦操勞背后的一種動力。老人們經(jīng)常跟我說，你看他們唱得多好，講得多好，只要能聽到這樣的話，苦一點又怕什么。
但是老人們不得不面臨的一個巨大的落差是，他們其實很少聽到這樣的話，特別是從兒子口中。在調研期間，我很少遇到有外出打工的兒子給家里面打電話的情況，就算打也是非常簡短、非常事務性的。
比如張奶奶的兒子那次打電話回來，問家里面小孩校服的情況，他得到回復之后，就立馬掛了電話。張奶奶還在這頭說著別的，我實在是不忍心提醒她，電話其實已經(jīng)掛了。
在大規(guī)模的外出務工之前，老人和子代的親密關系尚可以通過日常的陪伴來獲得。但是當打工生活把父母和子女分隔兩地，而兒子們又囿于那種不善表達的男性氣質的時候，這個情感慰藉就很難從兒子們那里獲得。
大家也許會問，那女兒呢。在我的觀察中，女兒確實給老人們提供了非常多的情感支持，她們有的三五天就要打一個電話或打一個視頻回家。但是有一個巨大的無奈卻是，雖然這些女兒作為為數(shù)不多的能夠給老人提供情感安慰的人，但是在農(nóng)村仍然非常父系的家庭結構之中，她們是嫁出去的外人，不是父母合法的依靠。有時候女兒稍微多做了一點，兄弟們甚至可能還會不高興，因為這也許會顯得他們沒有面子或者沒有孝心。
有一位嫁到四川的張大姐就經(jīng)常給她的老母親打電話。她很忙，但是她會一邊做家務，一邊跟母親聊天，她把手機支在桌子上，邊剁肉邊跟她的媽媽聊微信。有一次聊得很開心，聊到最后的時候，張大姐非常熱情地說，媽媽你要不要來四川玩，或者到時候我回娘家待一段時間。
掛了電話之后，她的媽媽卻跟我說，女兒只是說說而已，“因為她有她自己的家，來多了那邊要說她的，她有她那家人要顧啊”。
有時候，農(nóng)村的家庭不僅沒有親密感，甚至會充滿了緊張和沖突。特別是如果一家有幾個兒子，那家庭資源的分配常常就會成為沖突的導火索。甚至有時候老人去世了，一個農(nóng)具的分配都會引起齟齬和不滿。老年女性的照料勞動尤其如此，給誰帶孩子，帶多久，還有如果老人生病了，誰家來照顧等等。
調研期間，我也遇到一次婆媳沖突，有一位陳大姐，她在吃飯的時候開始數(shù)落起婆婆來，說她去趕集忘記買米回來，然后就上升到她婆婆對整個家庭的不上心。她婆婆就在那邊靜靜地聽著，接受著媳婦的數(shù)落。
后來我問那婆婆，她說她知道不是米的事，實際上是她當年沒有給這位陳大姐帶孩子的原因。原來這個婆婆有三個兒子，她早年幫大兒子和二兒子帶完孩子之后，老伴就生病了，所以她沒能幫忙把最后一個孫子帶大，也就是陳大姐的孩子。
然后她很無奈地對我說，她對我有怨，說幾句沒什么，我當時沒給她幫到忙，現(xiàn)在我就只能少給她添麻煩。針對這些現(xiàn)象，我們的公共輿論，甚至學術研究，經(jīng)常會譴責年輕人道德滑坡，或者歸結為孝道衰落的問題，將老人這些殘酷的生活狀況，歸于年輕人和中年一代不受傳統(tǒng)文化邏輯的束縛。
但實際上只要我們愿意走進這些農(nóng)村年輕一代以及中年一代的生活，我們其實能看到他們也面臨著巨大的困難。
就比如這位陳大姐，她早年跟丈夫在溫州打工，收入比農(nóng)村高一點點，但是孩子出生之后她就只能回來，做點零工，摘茶之類的。他們家的債現(xiàn)在還沒有還完。她非常心酸地跟我說，她的丈夫一年到頭在外面做苦工，有一次還從建筑工地上面摔下來，摔斷了手，他的兒子還很小，七八歲就要自己學著做飯，因為她晚上摘茶可能回去得很晚。
農(nóng)村家庭這些緊張和沖突，往往不是因為哪一個人有多缺德，而其實是他們的家庭負擔真的太大了。就像有的學者指出的那樣，中國農(nóng)村家庭不僅承擔了經(jīng)濟生產(chǎn)的職責，絕大部分社會福利的提供也由他們自己負擔。
大家知道，我們國家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就走了一條先城市后農(nóng)村、先工業(yè)后農(nóng)業(yè)的現(xiàn)代化道路，我們的資源和重心都是先向城市極大地傾斜。從50年代開始，當城市職工居民逐步擁有一套相對完善的養(yǎng)老、醫(yī)療、教育、住房等社會保障體系的時候，農(nóng)村人口卻幾乎只能依靠家庭成員的相互幫助。
在2009年之前，農(nóng)村人口根本就沒有養(yǎng)老金一說，在近年新農(nóng)保制度實施之后，農(nóng)村人才第一次有了自己的養(yǎng)老金，但是這個金額其實非常有限。
在我調研的這個村莊，老人們每月只能拿到80到160元的養(yǎng)老金，這個數(shù)量平均起來只有城鎮(zhèn)職工養(yǎng)老金的3.5%。所以我們遺憾地看到，在這種巨大的結構性壓力之下，家庭往往只能從內部來協(xié)調資源。在這種狀況下，老人就變成了被犧牲，或者是主動犧牲、自愿犧牲的部分。
我對一位老奶奶印象特別深刻，她今年76了，已經(jīng)帶大了三個孫輩，現(xiàn)在正在帶第四個孫女。她就這樣跟我說，“我一輩子就是這個苦命，等我死了就好了，死了就不用操心了?！?/p>
我們看到在這樣一種無盡的吃苦的過程中，老人們所憧憬的那樣一種美好的家庭生活，好像在無限地推遲，甚至永遠不會到來。
這讓我想到著名情感理論家勞倫·貝蘭特的一個概念，叫做“殘酷的樂觀主義”。這個概念本來是在說，20世紀下半葉開始，美國夢和戰(zhàn)后福利國家承諾的那樣一種階級流動、就業(yè)保障、機會平等、政治與社會平等、親密關系等等，實際上在很多國家都結構性地失去了牽引力。
這些東西曾經(jīng)承諾了一種美好的生活，讓你為之追求，但是在今天這個時代，好像你追求這些東西的過程，反而成了消耗你、威脅你的幸福和身心健康的過程。我相信大家也許對這種感覺并不陌生，比如無窮無盡的卷，還有你感到身心俱疲，但是怎么也停不下來的996，以及永遠也上不了的岸。
其實農(nóng)村老人也是一樣的，我們看到他們所憧憬的那樣一種苦中承諾的關于家的美好生活，其實是給了他們希望與樂觀的，但是這個希望和樂觀是極其殘酷的，因為他們不僅很難實現(xiàn)這個理想和希望，而且追求這個目標的過程，反而成了消耗他們、威脅著他們的幸福和身心健康的過程。
在另外一個方面我們也看到，其實老人們也很難有別的東西來依戀。除了供養(yǎng)下一代，除了去給那些不會回來的孩子們修一個體面的房子，其實很難看到我們的社會有任何的意義感提供給他們。
我一直對女性主義哲學家蘇珊·格里芬的一句話印象深刻，她說理論與研究非但不應該排斥情感，反而應該沿著痛苦、創(chuàng)傷、同情和憤怒確定方向。
出生在農(nóng)村的我，對那里懷有最深的感情，我想這也是我研究出發(fā)的地方。雖然我們的學術研究現(xiàn)在經(jīng)常要求一種客觀中立，要求研究者不要帶任何的情感偏向，同時也覺得情感本身好像不值得研究，但是其實已經(jīng)有大量的研究和理論，開始反駁和反思這個假設。對情感的理解其實能更好地幫助我們理解這個社會，理解我們自己，理解日常生活中那些對我們真正重要的東西。
今天特別難得，我的80多歲的爺爺奶奶也來到了現(xiàn)場。他們其實也是那種沒苦硬吃，但是為了家庭奉獻了一生的老人。今天我的分享，絕非想要去歌頌苦難本身，相反，我想做的是，通過我們彼此理解，我們能看到苦背后殘酷的結構和深藏的愛。
我真心希望有一天，對于千千萬萬的農(nóng)村老人而言，不苦甘自來。謝謝大家。